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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化斋日记

    来源:皇冠现金足球投注网 时间:2016-10-13

    篇一:竺可桢日记

    民国四大日记“海选”—— 《竺可桢日记》与民国日记(一)

    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

    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节日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两三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仿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这当然十分难得,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三册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著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皇皇巨著。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三卷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淫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猛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糊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近几年来,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馆等单位把历年所收藏晚清民国手稿日记与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读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阁的罕见稿本,有利学术研究,这是三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学界赞赏。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单位,把公款收购的日记视为一家之禁脔,秘不示人,不容他人染指。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有过一段妙论,他在致史语所同事吴金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琴台报告》未完,岂可舍之而去?《彭山报告》未写,岂可半途而废?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须作室内考古,否则如袁希渊之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此又为研究所之工作计,万不可中断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487-148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这真是对某种狭隘卑陋心态的辛辣抨击,此话有触类旁通的启蒙意义。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记稿本的某些单位,自己既无力研究,久久未见成果问世,又不允许他人借阅而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种把学术公器据为小圈子私产的行为。这与守财奴私藏金元宝,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异?

    在阅读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民国人物日记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十多年来在国内众多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偶尔出现的民国日记。虽然零星散本的日记亦时有所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日记》,共有八十本毛笔书写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册《广西的建设——民团与教育》),首次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2013年春季举行的《双雨山馆——王伯群藏品专场》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器重,后来出任民国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并与马君武等人共同创办大夏大学,先后任董事长、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参与中枢决策,日记中必然有许多政海秘辛。

    预展首日,笔者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八十本日记手稿快速浏览一通,只觉得民国史上显赫人物出现之多如过江之鲫。1931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将临,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请愿运动。据这一天的《王伯群日记》记载:国民党诸公认为“学生借外交问题渐有出轨举动,形势严重异常,应设法对付”,戴季陶发言,“谓青年已发疯,整个的教育问题值得注意”,但无论如何不要对学生动武。蔡元培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誉为 “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笔者按)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王世杰日记》第二册,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义凛然,与会诸公自然对于学生运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

    余以此事症结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因各大学教职员入国民党者甚少,其故因上海办党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学出身,一旦假党权而临人,故智识阶级均不归也。然智识阶级挟有才能者不归国民党,自必另寻出路,或对于国民党举措得失多存观望。此次学生运动各大学多作壁上观,无人肯积极负责,共挽狂澜者,职是故耳。

    王氏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确实看到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王伯群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的确非同寻常,笔者在半天的快速浏览中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与国民党元老《居正日记》《谢持日记》相比,毫不逊色。

    这部《王伯群日记》在王氏家属手中秘藏了一个多甲子,2013年终于从海外出现在上

    海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拍卖场上,以三十万元起拍,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拍卖当日,笔者筹措了一笔钱款,以作非分之想,希望在拍卖场上能拣条漏网之鱼。后来传闻沪上某高校部门负责人集资百万巨款也上场竞拍,企图收入囊中作为校史研究之用,孰料今日中国有钱的角儿实在太多,最后被一位不知名的藏家横刀夺爱,以将近二百万元之谱(包括佣金在内)一举拿下。估计这部日记“一入侯门深似海”,重见天日不知何年月也。

    众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记,即《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该部日记的重要地位下文会论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 2007年出版) 共有十二册。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研究学问,所交往的人物都是学术界的著名要角,更关键的是《顾颉刚日记》文字严谨,内容精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十厚册(辽沈书社于1993年出版),字数多达五百五十万字,身为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他学殖深厚,文字功力甚佳,日记中除了读史治学之外,还记述了不少东北政局的秘辛。当时即有人称金毓黻为“辽东文人之冠”、“东北读书种子”,确是名符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是《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很少有标点错误,与《竺可桢日记》一样,可以说是具有标杆意义的精品出版物。《吴宓日记》正续编共有二十册,字数多达七百多万。吴宓早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主要治西洋文学史。归国后与友人创办《学衡》杂志,对国学研究颇有兴趣,后入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交往甚密,晚年对于世态人生仍秉持独特见解,不改初衷。《吴宓日记》的重要性,学界已多有论及,此处无需引申展开。

    其他几部日记似乎也有入选之可能:如《胡适日记》八厚册,约三百八十多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民国初年,有人把胡适早期留学日记摘抄后,以《藏晖室札记》名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先指出公开发售、风行一时的《越缦堂日记》存在各种弊端之后,有点揶揄地说道:“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载《鲁迅全集》第四卷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总之,胡适早期日记内容充实,且具有一种开时代风气的新鲜感,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可以公之于众而传世。但综观整部《胡适日记》,虽然内容丰富,论人论事及学术研究札记之类的篇幅也不在少数,但毋庸讳言的是,许多内容在他的文集及书信中都已反复出现。阅读《胡适日记》远远不及阅读竺、顾、金、吴四部日记时所能带来的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一种闻所未闻的快感及震撼力。例如《顾颉刚日记》,详述个人的学术理想、人生抱负以及终身为之不懈努力追求的过程,详记学术人物各种派别与复杂恩怨(甚至他人对顾的各种攻击诋毁也全盘记下),包括他私人内心隐秘世界的情感波澜,一切皆坦坦荡荡毫不隐讳。如牟润孙骂顾“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见《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82页)。顾颉刚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显示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胡适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下笔矜持,虽然偶尔也有火山爆发般的真情坦露,但此类例子稀如星凤,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顾颉刚相比,在日记中相当收敛,展露不多。

    1947年至1949年,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胡适主要在热衷研究《水经注》,除了蒋介石请人敦劝他出山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乃至邀请他出马竞选总统的记载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记录。1947-1949年的《胡适日记》,大体上是一些条目纲要式的简单记录或者是报刊文章摘录,很多日子甚至一字不记,看不出他对时局激烈变化的内心感受,充分显示此公城府极深,恰如鲁迅晚年对他的一段评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

    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全集》第六卷73-74页)

    现举一些例子如下,可以显示《胡适日记》在这三年中的简略面貌:

    校《水经注》卷卅八,未完。(1947年2月13日)

    今天才出门,到学校办公。(1947年3月5日)

    赴中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商讨中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萨本栋与傅孟真各拟了一草案。雪艇邀吃晚饭,与陈辞修、罗志希、孟真,大谈。(1947年3月15日)到孟邻家中长谈。(1947年3月16日)

    九点半北飞,下午两点到北平。(1947年3月21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亲笔信。(1947年3月22日)

    早晨到南京。(1947年8月28日)

    写完我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19日)

    今天出席文科研究的会。使我感觉北大今日办文史研究所人才还大缺少。(1947年9月24日)

    中研院评议会开会。(1947年10月15日)

    上午十一点,在考试院讲演。(1947年10月23日)

    第四次南下。(三月去一次,八月尾一次,十月中一次)(1947年12月11日)夜车今早到南京。(1947年12月12日)

    校《水经注》钱氏五校本的卷十三,只校了九页。(1948年1月7日)

    校《水经注》全校卷十三,未完。(1948年1月8日)

    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1948年1月23日)

    甚冷。(1948年1月25日)

    南飞,到上海已快天黑了。(1948年3月21日)

    早七点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1948年3月25日)

    中研院选举“院士”的结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结果,——选出“院士”八十一人。(1948年3月27日)

    国民大会开会。(1948年3月29日)

    我治《水经注》五整年了。(1948年11月9日)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949年1月1日)

    收到寄来的《〈水经注〉展览目录》十多册。(1949年1月4日)

    蔡元培先生生日,我作学术演讲,题为《四百年〈水经注〉整理的小史》。(1949年1月11日)

    访印度大使。(1949年1月12日)

    今早到上海。陈光甫先生邀我住在上海银行的招待所(霞飞路福开森路口)。今早《新闻报》登出昨夜毛泽东的宣言全文,各报皆只登其中的八条件。今晚报载天津已被共产党军队攻入了。(1949年1月15日)

    李代总统来看我们(梅校长和我),谈了一点钟。(1949年1月23日)

    下午近三点始到上海,慢了七点多钟。秩序还不算坏。(1949年1月26日)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1949年1月31日)

    篇二:小处不可随便

    小处不可随便

    随着中国的开发,与国际间的交流也日益加深,然而国人在旅游中的诸多行为却让人不解。 据世界新闻报报道,马来西亚一位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摄影记者得知本报驻泰国记者来自北京,向记者提出了3个问题:“在你们中国,是不是大家都随地吐痰呢?”、 “中国人是不是喜欢到处留言?”、 “中国人是不是说话都很大声?”; 在美国许多著名的景区和酒店,随处可见中文的“请勿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垃圾”、“请排队”、“请保持安静”、“便后请冲水”等告示,说明这是专门提醒中国人的,令人汗颜;而埃及人则认为中国游客“玩”心太重。

    为何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会有这些习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去寻求一些答案。在《西游记》中大闹天宫一节,记载了孙悟空与如来佛打赌,赌孙悟空如能一个跟斗翻到天边并轻松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便赢了。悟空一个跟头之后发现“天边”有五根柱子,为了向如来佛证明自己到过天边,他便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还刻上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孙悟空便是我们的榜样,于是,国内外无数风景圣地与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到此一游”的墨迹。吴承恩描写的孙悟空经典地刻画出自己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天边的柱子上撒尿的情景,与国人喜欢乱丢垃圾和随意大小便,何其相像!

    在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中也记载到“余闻笃生言北京人向来在街上出恭,庚子各国联军占领北京乃禁之,如有人在街上出恭,警兵即捉其人,以其身上之衣拭去粪秽;自此以后,北京人乃不敢在街上出恭。此乃应用斯宾塞尔训育上之自然应报主义,不得不叹服西人处置之妙。北京数千年恶习,乃自联军扫荡廓清之;亦可快亦可痛也。”

    西方人在大小便训练上,有两点与国人不同。第一是比较严格,要孩子定时定点排泄,而不是随处排泄;第二是在这件事上,主要由孩子来掌握。相反,我们是比较随意,让孩子穿开裆裤,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幼童是没有能力有规律地控制自己的排泄物的;另外,大小便的排泄,不是掌握在孩子手中,而是由大人掌握。

    这些幼童时如何对待排泄物的方法,直接导致了成年时,东西方对待各种生活垃圾的不同态度。我国的教养方式,往往会导致这样两种态度:首先,我可以随处丢弃我制造的垃圾,一如儿时可以随处排泄;其次,我制造的垃圾,我负责不了,应该由别人负责。所以,这最终导致了将垃圾——即“成年人的排泄物”—随处丢弃的恶习。

    然而,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根据很多历史专家的资料,在八国联军入侵前的天津,城市卫生非常差,没有公共厕所,国人随地大小便,如此等于非常脏和不卫生,容易产生传染病。而八国联军入侵后,看到这种情况,招募当地民众修建公共厕所,然后对随地大小便的人进行严厉处罚,不仅罚款和罚修厕所,而且鞭打。另外西方人还建立每天大街清扫的制度等。这些措施使市容大为改观,随之产生的城市卫生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如今东方古国已重新焕发了青春,不再是一个需要西方用坚船利炮来传播文明的时代。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讲卫生,爱护公物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识。我们不需要洋人用皮鞭来教会我们文明,我们会自觉摈弃几千年形成的陋习,努力提高对科学和卫生的认识,自觉的约束自己。中华民族是一个推崇“小处不可随便”的民族,决不是一个喜欢随地大小便的民族。

    我认为首先要从我做起,自觉抵制各种不文明行为。其次,要努力劝说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不做不文明的事情。另外,我们要积极劝说和制止身边发生的不文明行为。只有人人都这样做,我们才能杜绝身边发生的各种不文明行为,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提升中国游客的总体评价,塑造中国游客热情亲切、朴实慷慨、文明卫生的新形象!

    篇三:杨济昌教育思想

    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编辑本段求学道路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仲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闓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

    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闓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编辑本段重视育人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杨昌济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使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引导蔡和森、毛泽东等走上民主革命之路。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令杨昌济刮目相看,在他的日记中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

    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而他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日后的成就也成全了他载大木、柱长天的心愿,也证明了他对人才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力。

    杨昌济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学生,不断对教育进行深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过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编辑本段发展实业

    杨昌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提出了一整套实业教育思想。他深刻论述了实业教育对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直接为农工商实业服务、与农工商实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兴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推广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强烈愿望与变革腐朽封建专制的政治要求。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杨昌济不仅参加了谭嗣同在长沙发起组织的“南学会”,多次聆听谭嗣同的改革

    宏论,而且还亲自拿起笔来撰写鼓吹改革的文章。1

    达化斋日记

    898年杨昌济在谭嗣同主编的《湘报》上发表了《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首次提出了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他在该文中指出:“西人立国也以商,其困我也亦以商,我不大兴商学以与之争,将何以自立于强大之间乎?”杨昌济从国家自立自强的高度提出了振兴工商的重要性。他指出:“然愚以为振兴商务,固为今日之要图,而商务之本源,尤在于农工之学,其先必振兴夫二者,而后商务可得而言也??”他认为“实业家乃立国之本,实业家为和平之战争。”“兵者消

    杨昌济旧宅

    费,实业者生产。”由此可见他对实业教育的重视,对实业家的高度评价。 为了发展中国的实业,杨昌济主张,不仅要注意发展全日制的普通教育,也要开办以成年人为主的夜学教育;既要发展高等教育,也要创办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性教育。他认为“教育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这种教育,必须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他主张学习英国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及其办学方法,大力发展我国之职业教育。他在留学英国归来之后,向国人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职业教育:“其学科甚繁伙,寻常日用所需各种小手工业无不具备,如英语及法语、德语,乃复写手役者所不可缺之知识也。数学及理化为日用不可缺之知识。因欧洲用各种机器,司其事者皆不可无数学及理化之知识也。”这种直接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更多的劳动青年掌握一至两门甚至更多的生产技术和谋生手段,有利于社会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初步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提出了科技人才是生产力思想。他曾提出八项救国之道,其首相就是奖励科学,“近世科学发达,欧美各国因致富强,日本师之,突然进步。欲跻中国于富强之列,非奖励科学不为功也。”“近世之实业,既基于科学艺术工业之发明,及其实际之运用,故欲从事实业以谋衣食,不可无科学之智识。”

    编辑本段注重德育